現代稅制并非那種僅僅著眼于“斂財”的古老稅制，實則是在確保財政收入得以籌集的情形下，還能展現出一定的公共政策目標。如此一來，一旦經濟社會形勢改變2021年城建稅優惠政策，稅制便需要做出相應的變革；一旦突發事件出現，稅制常常得體現出一定的靈活性。

新冠肺炎疫情屬于突發事件范疇，這是因它具有突然發生的特性，國家需從各個方面予以綜合應對，稅收政策便是綜合應對舉措里的其中一項，這是基于稅收政策在應對此類事件中的重要作用。疫情突然暴發之后，國家頒布了相關稅收支持政策，這些政策覆蓋了包括防護救治、物資供應、公益捐贈、復工復產這四大領域，每個領域都有相應的政策措施。不管是哪一種稅收支持政策，其達成目的的方式都是通過減免稅或者降低稅收遵從成本，以此來讓稅負變得更輕，進而激勵個人、企業以及各類經濟主體積極參與到突發事件的應對工作當中，通過這種激勵促使各方在應對疫情這一突發事件中發揮各自作用。

防護救治支持政策在抗擊疫情方面主要涉及個人所得稅，取得政府規定標準的疫情防治臨時性工作補助以及獎金可免征個人所得稅，這直接激勵個人參與疫情防治工作，個人取得單位發放的預防新冠肺炎的醫藥防護用品等也免征個人所得稅，傳染病存在負外部性，防治疫情必須依靠政府力量，疫情防治是現代政府職責，屬于公共產品，同時政府鼓勵各種經濟主體一同參與防治疫情。于特殊時期，發放防治疫情的物品這種行為，并非能被視作實物福利，而是屬于為抗擊疫情所做的必要準備，不管是從情的方面，還是從理的方面，都是能夠站得住腳的。

對抗疫情，人力并非唯一所需，物力同樣不可缺少。疫情波及范圍廣，所需物資消耗量大，物資供應務必予以保障。重點保障物資有的在國內生產，有的依靠進口，在保障物資供應方面，不管是生產還是進口，稅負降低均能起到促進作用。與之對應，增值稅、關稅方面的優惠政策，能夠有效發揮功效。重點保障物資抵達抗疫一線，交通運輸服務是重要環節，需有相應的增值稅優惠政策。疫情發生之際，“宅”在家中的人們對于生活服務的需求，相較以往或許大幅增加。對于公共交通運輸服務、生活服務以及居民必需生活物資快遞派送服務作出免征增值稅的規定情形，這對能夠進行這樣服務情形給予提供的生活服務比較有利。可知道的是，在疫情發生這個關鍵時候，這些類別的服務成本出現大幅程度明顯提高的狀況，所以這些對應的服務享受稅收有其相應正常優惠，這是符合情理的可理解的情況。

公益捐贈能夠推動良好社會風氣得以形成，向來受到稅收政策予以的支持，在正常情形下，公益捐贈的所得稅政策常常規定稅前扣除限額，與此同時對捐贈路徑也作出限定，捐贈從本質上來說歸屬于捐贈人個體行為，所得稅稅前扣除展現國家支持捐贈行為的政策目標，限額規定乃是鑒于稅收收入可能會因此而受到影響，各稅種都為財政收入目標提供服務，抗擊疫情的公益捐贈在稅前扣除方面不存在限額，實施全額扣除，更為突出國家激勵企業以及個人捐贈用以支持疫情防治的政策目標。平時限定捐贈路徑，主要是為堵住逃避稅漏洞，在抗擊疫情時期，稅收政策應更靈活，只要有利于疫情防治，便應得到支持，所以規定直接向承擔疫情防治任務的醫院捐贈可獲稅收優惠，為降低捐贈者成本，規定無償捐贈應對疫情的貨物免征增值稅、消費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并且國家擴大捐贈免稅進口范圍，這些都是在最大限度激發捐贈熱情，讓更多社會成員參與抗擊疫情。

進行抗擊疫情到一定階段，伴隨疫情形勢出現變化，疫情防治策略就得相應轉變，也就是從起初重點抓疫情防治階段邁入一手抓疫情防治一手抓復工復產階段。復工復產重要性不可低估。處在疫情還沒過去的時候，疫情防治不能松懈。即便有的地區已處于低風險狀態，然而疫情卷土重來并非沒有可能。在這種情形下，復工復產常常要求額外防護投入，更多用工投入，這表明復工復產成本要高于正常時期。疫情對企業產生了影響，不少企業遇到了現金流難題，有的時候那些企業所處的產業鏈也會出現問題。企業需要進行自我救助，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政府應當伸出援手，促使稅收政策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困難行業企業在2020年度受到疫情較大影響出現虧損，其最長結轉年限從5年被延長至8年，從中體現出我國支持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具備更為長遠的眼光。

穩就業離不開小微企業以及個體戶，因為它們可是就業大戶。最近幾年，國家持續采取大規模減稅降費政策，特別是在2019年，減稅降費規模超過了2.3萬億元，其中好多政策都已融入稅收制度。從2019年開始，增值稅起征點從月銷售額3萬元提升到了10萬元，這表示年銷售額120萬元（假設每月銷售收入均勻分布這樣的前提下）以下的小規模納稅人不會有增值稅負擔，并且不會有相應的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負擔。有這樣一種情況，小微企業是能夠享受到企業所得稅優惠的，這表示著，實際上可以享受到優惠政策的納稅企業，在數量上是超過95%的。而于此之中的企業、大約98%都是民營企業, 。

從2019年起至2021年，各個省份能夠自行做出決定，針對“六稅兩費”（也就是資源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印花稅（不包含證券交易印花稅）以及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在50%的幅度范圍之內進行減征，各地都是按照最高標準執行50%的減征政策來支持各類企業，個人所得稅在2019年所進行的改革，意味著只要存在一定的專項附加扣除，那么月收入為1萬元的個人基本上無需納稅或者稅負極其輕微，合理的稅負同樣會推動復工復產，除此之外，還存在一些階段性的減稅政策。為助力個體工商戶加速復工復業，從2020年3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2021年城建稅優惠政策，對于湖北省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那些適用3%征收率的應稅銷售收入，予以免征增值稅；而適用3%預征率的預繳增值稅項目，暫停預繳增值稅。除了湖北省之外，其他省、自治區、直轄市之中的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適用3%征收率的應稅銷售收入，按照減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稅；適用3%預征率的預繳增值稅項目，按照減按1%預征率預繳增值稅。

稅負成本的降低，并非單純表現在稅額的所減，更展現于納稅人遵從成本的降低。國家稅務局之舉，延長納稅申報期限，核準困難企業延緩繳納稅款申請，降低納稅人資金成本之行，乃是助力納稅人渡過難關之舉。減稅政策與納稅服務的優化安排，確皆有助于疫情防治以及復工復產。

毋庸置疑，減稅政策存在仍可改進的地方，在疫情蔓延發展期間，那些受影響最為嚴重的企業，處于無法開展營業的狀態，其收入完全沒有，可謂是毫無收獲，對于處在重疫區的湖北來講，情況更是這樣，所以，針對湖北施行更為優惠的政策是具備必要性的，實際上，對于所有遭受疫情影響的企業而言，在稅收政策方面都理應獲得支持，依據疫情所造成的影響，針對中小企業或者受到疫情嚴重沖擊的企業，給予減免一個季度或者更長一段時間的企業所得稅，同樣是有必要的。企業所得稅是按年進行征收的那種稅，它是針對全年利潤來征收的稅，然而受疫情影響的企業實際獲取收入的時間比一年要少，那么相應時間段的收入就應當予以扣除，若對企業所得稅施行打折征收，如此便能體現出稅收政策的支持，鑒于企業所得稅僅僅對盈利企業征收，虧損企業實際上是無法得到優惠的，這屬于特定稅種優惠存在的局限性，也是稅收政策具有的局限性。

政府救助行為包含減稅，政府救助沒辦法替代市場自救，根本解決竅門在于市場自救，抗擊疫情時稅要減低，然而更需要發揮市場力量，為達成這點，要進一步落實落細減稅政策，讓稅切實減到實處，稅負轉嫁客觀存在引起減稅明確更不容易，這在考驗稅收政策的挑選，國家治理現代化所需的并非往昔粗放式決策，而是專業決策，減稅會有怎樣的影響，對不同經濟主體的各異影響以及影響程度，都得費心思忖。曾經拍腦袋作決策的時代已然成為過去，單純依靠直覺以及經驗來進行決策的那個時代也已徹底消逝不見。在抗擊疫情期間，對于稅收優惠政策的選擇是需要借助專業知識來作出決定的。現代的稅制是需要包含具備應對突發事件時所應有的靈活性的，而抗擊疫情過程當中稅收政策的選擇能夠為這樣的稅制構建提供相應經驗。